澳洲基督教华人卫理公会真恩堂
Calvary Methodist Church
of Chinese Methodist Church in Australia


“感谢 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藉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哥林多后书2:14)
引言
哥林多后书第2章看似由三段彼此独立的内容组成:一段“痛心不堪”的牧养解释(2:1–4),一段关于惩戒与赦免的具体处置(2:5–11),以及一段从特罗亚到马其顿的行旅插叙,忽而又转向高亢的“凯旋”与“香气”的宏大神学宣告(2:12–17)。
然而若以保罗的牧者心肠与使徒职分(apostolic ministry)为主轴,本章呈现出一种高度一致的逻辑:福音的权能并未避开教会内部的伤痛与治理,反而在“责备—悔改—赦免—坚固”的共同群体历程中,彰显出基督得胜的馨香;同时也在传道者“出于神、在神面前、在基督里”的纯正动机中,拒绝一切“掺杂”。
卫理宗传统特别擅长把这两条线合并为一个救恩论(soteriology)与教会论(ecclesiology)的整体:恩典(grace)是神主动施行的拯救,却总以“负责任的恩典”(responsible grace)的方式把人纳入回应与操练;而这种回应不是孤立的个人主义,而是在“社会群体的恩典”(social grace)中彼此守望、互为管教与扶持。这正是本章从“忧愁的信”走向“香气的见证”的神学张力所在。卫斯理宗神学方法的“四支柱隐喻”(the Wesleyan quadrilateral as a metaphor)——以圣经为独特权威,并由传统、理性、经验加以照明与领受——也为我们提供一种既忠于经文、又贴近教会实践的读法。
一、2:1–4:牧者的“忧愁”不是情绪管理,而是爱中的劝戒与共同群体(society)的重建
保罗说:“我自己定了主意 再到你们那里去,必须大家没有忧愁……我先前心里难过痛苦,多多流泪,写信给你们……”(林后2:1、4)。这里的关键不是“保罗是否太敏感”,而是他如何理解使徒权柄的目的:不是压制对方,而是为对方的喜乐与更新负责。
卫斯理在《Explanatory Notes on the Whole Bible》解释2:4时,把保罗的写信动机明确为“忠信的劝戒”(faithful admonition)与“丰盛的爱”(abundant love)——“我先前心里难过痛苦,….不是叫你们忧愁,乃是叫你们知道我格外地疼爱你们。” 这对卫理宗极为关键:在卫斯理的救恩教牧神学中,爱并不取消劝戒;恰恰相反,爱必须以真理为其形状(shape),并以圣洁为其目标(end)。因此,2:1–4把“牧养性的忧愁”确立为一种属灵行动:它是一种为了共同群体(society)被建造(edification)而暂缓探访、选择书信的“次佳方案”,其核心是把对方带回福音的秩序。
从卫理宗角度,这一段自然而然地关联到“恩典的媒介及途径”(means of grace)与“彼此督责”(mutual accountability):若教会只把恩典理解为“神单方面赦免我”,便会把劝戒视为多余;但若承认恩典既主动又塑造人,则劝戒就成为神塑造圣徒之道的一部分——不是法庭式定罪,而是医生式治疗(healing discipline)。
二、2:5–11:教会纪律的目的不是“让他记住痛”,而是防止他被忧愁吞没,并堵住撒但的“计谋”
1. 事件轮廓:惩戒已足够,赦免必须及时、公开且有爱之确认
保罗谈到那位“叫人忧愁”的人(2:5)。他刻意不提当事人的名字,既维护个人的尊严,也防止教会滑入以流言与窥私为动力的审判文化。卫斯理注意到这种“显著的温柔”,并指出“刑罚既由多人施行,已经够了”(2:6)。他强调:保罗“从未提他的名字,也未在此提他的罪”,而“by many”意味着全会众对处置的同意,而非仅是领袖决定。这直接触及卫理宗对共同群体(society)的理解:纪律并非少数人的权力展示,而是全体在爱中共同承担圣洁秩序的责任。
紧接着,保罗提出一句极具牧养力量的话:“倒不如赦免他,安慰他,免得他忧愁太过,甚至沉沦了。”(2:7)这里的“沉沦”原意是被“吞没/吞下”般的绝望压垮;保罗担心的不是“惩戒不够严”,而是“惩戒过度使悔改者毁灭”。卫理宗传统常被误解为“过度强调操练与纪律”,但本节迫使我们承认:真正的圣洁纪律若不以复和为终点,就会蜕变为属灵 暴力。
因此保罗进一步说:“所以我劝你们,要向他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2:8)这不是私下说“算了”,而是让共同群体(society)以可见方式“坚固/确认”爱:悔改者需要被重新纳入群体关系网,才能在恩典中站立。
2. “在基督面前”的赦免:既是属灵权柄,也是共同群体(society)医治
保罗说:“你们赦免谁,我也赦免谁;我若有所赦免的,是在基督面前为你们赦免的。”(2:10)卫斯理解释“在基督面前”(“in the person of Christ”)为“藉着基督所赋予我的权柄”(“by the authority wherewith he has invested me”)。这并非把赦免变成“使徒特权”,而是强调赦免的公共性:教会的赦免不是心理疗愈技巧,而是基督在教会中施行复和的权柄与恩典。
卫理宗在此处的独特贡献,在于将赦免重新置于“恩典的秩序”之中:神的赦免不仅临到个人的内在生命,同时也通过教会生活的恢复而得以实现。换言之,教会的复和并非仅是心理安慰或形式接纳,而必须以真实的悔改与真实的接纳为前提,才能体现出救恩在共同 群体(society)中的完整性与公共性。
3. 撒但的“计谋”:不是玄学阴谋论,而是利用教会的两种极端
保罗给出赦免的目的:“免得撒但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2:11)希腊文“胜过/占便宜”,含“取得优势、欺诈得利”的语义;“计谋/意念”即其策略与盘算。卫斯理进一步指出,撒但的意图不仅在于摧毁人的“肉体”,更在于毁坏其“灵魂”;他强调:“一个灵魂的失落,是整个群体的共同损失。”(“the loss of one soul is a common loss”)。这一见解揭示了卫斯理神学的核心:救恩绝非孤立的个人事务,而是深深嵌入共同群体(society)之中。一个灵魂的沉沦,不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是整个群体的亏损与责任。
更值得注意的是,卫斯理在讲道《Sermon 42, “Satan’s Devices”》中,用一句极尖锐的短语概括撒但最常用的手段之一:把福音本身撕裂成互相敌对的碎片——“将福音分裂,使它自相攻击。” (“dividing the gospel against itself”)。若把这句嵌入2:11,就能看见撒但在教会纪律中的两种“得利方式”:
极端一:只惩戒不赦免——把“圣洁”变成绝望,最终使悔改者被忧愁吞没(2:7)。
极端二:只赦免不管教——把“赦免”变成纵容,使罪的破坏性继续腐蚀共同群体(society)。
保罗的道路是“第三条路”:以真理施行惩戒,以爱完成复和;既不把罪轻描淡写,也不把悔改者永远钉在羞辱里。这正是卫理宗在“圣洁(holiness)—爱(love)—共同群体(society)”三者之间长期追求的有机结构。
三、2:12–13:敞开的门与不安的心——传道者的“效率”必须让位于对群体灵魂状态的关切
保罗来到特罗亚,“主也给我开了门”(2:12),这是典型的宣教机会与事奉扩展;但他却说“心里不安”(2:13),因为找不到提多,不能得知哥林多人的回应。这里揭示一条极不现代的事 奉逻辑:事奉机会再大,也不能替代对具体群体灵魂光景的牧养责任。
卫斯理宗传统一方面非常重视“门”的开启——布道、植堂、差传、社会关怀;另一方面也同样重视“问责与关怀”的网格(class meeting / band meeting 的属灵精神)。阿尔伯特·奥特勒(Albert C. Outler)指出,卫斯理的改革将“权威”问题置于新的语境之中:它不再仅仅依赖制度化的层级,而是转向更贴近个人良心与群体共识的模式,并与“可问责的门徒实践”(accountable discipleship)紧密结合。这一转向不仅重塑了教会治理的结构,也强调信仰生活的共同群体维度,使个人灵命的成长与群体责任形成有机互动。
若以此查看2:12–13,保罗的“不安”并非缺乏信心,而是体现一种“可问责的使徒性”:他不能把哥林多人丢给一封信之后就只追逐新的事奉舞台,而不关心哥林多教会的属灵回应;相反,他必须确认,那封使人忧愁的信是否真正促成了悔改与复和。这种姿态揭示了保罗事奉的核心逻辑:使命不仅关乎扩展,更关乎群体生命的更新。
这也为后文“谁能当得起这事”(2:16)埋下伏笔:传道者若把自己当作项目经理,“门”越多会越兴奋;但若把自己当作 灵魂守望者,门越多反而越惧怕——因为每一道门后面都是永恒的生死抉择。
四、2:14–17:“凯旋”与“馨香”——福音不是“成功学”,而是神把基督的香气借着软弱的器皿扩散出来
1. “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凯旋不是自我荣耀,而是被神带入得胜行列
保罗忽然爆发式赞美:“感谢 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2:14)
“率领……夸胜”所对应的希腊词与公开凯旋行列有关,强调把得胜“公开展示”。卫斯理在注释里指出:这不仅是胜利,更是“公开显明”的胜利;并联想到凯旋行列中的香料焚烧。这一解释非常贴近2:15–16的“香气双效”。
卫理宗在此常提出一种“反成功叙事”的神学立场:神的凯旋并不意味着传道人在社会评价中的 荣耀,而是指神在基督里推进救恩计划的不可阻挡。换言之,保罗的“夸胜”并非自我庆贺,而是宣告神“正在得胜”。这一视角彻底颠覆事奉中的绩效主义(ministerial triumphalism):传道人并不拥有凯旋,只是被神卷入祂的凯旋行列。
2. “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得救的、灭亡的,都有基督馨香之气”:福音的同一香气带来两种相反结果
保罗说:“因为我们在 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2:15,和合本)这里“馨香/香气”可用来概括其“怡人的香味/芬芳”的意象。
卫斯理特别强调“to God”的意义:传道人首先要在神面前散发基督的香气,而不是以人的回应为首要目标。这样的次序,与第17节中“在神面前说话”的呼应,构成一个清晰的框架——福音事奉的核心观众是神,其次才是人群与世俗舆论。
保罗接着说:“在这等人,就作了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等人,就作了活的香气叫他活。”(2:16)卫斯理把这里解释为“强烈香料对不同人的不同作用:有人得复苏,有人却 剧烈不适”。这就逼出一个尖锐却必要的神学事实:福音不是中性资讯;它要么使人更活,要么使人更死。传道人无法把福音削弱成“人人舒服的普世友善”,因为福音本质上带着审判与拯救的两刃性。
司布真(C. H. Spurgeon)在《The Two Effects of the Gospel》(以林后2:15为经文)同样强调福音对不同人的两种效果。加尔文在评注林后2:14–17时也沿着“神借使徒显明基督得胜与香气”的方向推进。卫理宗在吸收这一传统共识时,会进一步把“香气双效”落在救恩论的现实操练上:神的恩典真实临到人,但人也真实可能抗拒;因此教会既要大胆传扬,也要以耐心牧养、陪伴人从抗拒走向顺服。
3. “谁能当得起这事”:能力问题最终不是技巧,而是圣灵的“使人成其所是”
“这事”并非仅仅指讲道技巧,而是揭示一个更深的事实:传道人竟被神使用,成为关乎永恒生死的“香气载体”。因此保罗发出感叹:“这事谁能当得起呢?”(2:16)卫斯理对此直言:“没有一个人能胜任,除非依靠神的圣灵大能。”(“No man living, but by the power of God's Spiri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