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周：卫理宗圣灵论中的圣灵恩赐（Spiritual Gifts）

五、从卫斯理四支柱诠释法看卫理宗对恩赐的神学处理

著名卫理宗学者阿尔伯特·奥特勒（Albert Outler）在20世纪提出了总结约翰·卫斯理神学方法的“四支柱诠释法”（Wesleyan Quadrilateral）概念。这四方面是：圣经、传统、理性、和经验。奥特勒指出，卫斯理在塑造神学见解时，首先以圣经为最高权威，同时参考教会传统，运用神所赐理性，并重视属灵经验对真理的印证。这一方法后来为全球卫理宗所接受，成为神学反思的基本框架。下面我们就以圣灵恩赐议题为例，来看卫理宗如何通过这“四支柱”来形成平衡的立场。

1. 圣经（Scripture）：至高的根基与指南。 对卫理宗而言，任何有关圣灵恩赐的教导，必须以圣经启示为依据。正如前文所述，圣经清楚论及圣灵赐下各样恩赐、鼓励信徒按次序运用。因此，卫理宗首先拒绝的是与圣经相悖的观点。例如，“神迹恩赐已经完全停止”这种严格止息论，因与圣经没有明确依据且违背林前14:1“切慕恩赐”的教导，而不被卫理宗接受。又如，有人声称新的启示可取代圣经或与圣经矛盾，则更被斥为狂妄。在卫斯理时代，他对一些狂热分子最大的批评就是他们的所谓启示违背圣经（如自称不会再犯罪或不会死），这些明显违背希伯来书9:27和约翰一书1:8-10的，卫斯理据经加以驳斥。因此，圣经是校准一切属灵恩赐之真假的标尺。

同时，圣经也提供正面的引导：卫理宗拥护新约圣经对恩赐的期许与规范。例如，使徒保罗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帖前5:19），卫斯理就常以此提醒那些疑虑过多、不敢开放心灵的人，要警惕自己因为理性骄傲而拒绝圣灵可能的工作。又比如，哥林多前书14章教导说做先知讲道的每次聚会两三个就够，其他人要分辨，卫理宗在聚会中便效法这样的秩序，让多个恩赐配搭服事并设立监督分辨的同工。圣经的例证（如神的能力借着彼得、保罗行神迹，也借着非使徒的司提反、腓利彰显）让卫理宗相信：圣灵主权恩赐人，不限于某一时代或某一职分。因此对于平信徒或宣教工人在前线报告的神迹，卫理宗会珍惜研考，联系使徒行传中神藉普通门徒行奇事来印证福音的传统（徒6:8），将之视为圣经历史在现代的延续。

2. 传统（Tradition）：历史教会的见证与教训。 卫理宗珍视圣公会的传统资源，也反思宗派自身的经验教训。在恩赐问题上，卫理宗参考了早期教会和宗教改革以来教会的传统立场。

早期教会前几世纪关于属灵恩赐的情形复杂，但不乏继续存在的例证。例如教父爱任纽（Irenaeus）、特土良（Tertullian）都提到过他们那时代仍有人说预言、说方言和医病的情况。卫斯理通过阅读教父著作，意识到最初几世纪恩赐并未完全熄灭，只是后期逐渐稀少。他特别对第二、三世纪的蒙塔努斯（Montanus）（孟他努派，Montanism）运动持同情态度，认为他们的预言与方言现象是圣灵仍然工作的迹象，而传统教会过于严厉地镇压了他们。这种对传统的重新评估使卫理宗不轻易认同中世纪盛行的观点（即神迹仅限使徒时期）。相反，他们会引用圣徒传记中长期出现的神迹奇事——例如圣安东尼（St. Anthony）、圣帕特里克（St. Patrick）等的传说——来指出圣灵工作从未完全离开过教会。正如卫斯理对米德尔顿辩护时所说：“对接受任何支持使徒后时期神迹之证言的排斥，不过是一种暗中的偏见，而非客观的考察；因为他们会像拒绝后期奇迹本身那样，一并排斥所有古代教父的见证。”（参考A Vindication of the Church of England… against Dr. Middleton’s “Free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Design of Primitive Miracles”， Works of John Wesley, Bicentennial Edition Vol 2）

同时，传统也提供了反面的教训。历史上一些因过度狂热而引发的教派纷争，让卫理宗意识到必须防范类似错误。例如第二世纪孟他努派后期确有走向偏差（如宣称新启示凌驾圣经），中世纪一些异端（如天主教眼中的卡塔里派）（Cathars）滥用神秘经验，16世纪的重洗派极端分子实行反社会预言行为等等。卫斯理对这些史实相当熟悉，因此他既不愿重蹈保守派因噤声圣灵而死气沉沉的覆辙，也谨慎避免落入狂热派假借圣灵名义胡作非为的陷阱。他一再教导卫理公会 “务要持守那你从我那里所听见的纯正话语的模式，并以基督耶稣里的信心与爱心为根基。” （John Wesley, Explanatory Notes on 2 Timothy 1:13），“在我们期待圣灵倾注之时，也应当殷勤遵守既定的规条与纪律。” （摘自1764年大会纪要Minutes of Conference, 1764 (Works of John Wesley, Vol 8, p 323)）。因此，卫理宗视传统为“集体经验的宝库”，既从积极传统中汲取信心（如五旬节的火未熄灭），又从消极传统中学到规训（如教会需要辨别力和制度护栏）。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卫理宗自身的传统已成为后来教会处理恩赐问题的参考。19世纪卫理公会在欧美的复兴与分裂、20世纪卫理宗与灵恩运动的相遇，都是丰富的传统经验。例如，美国卫理公会在十九世纪曾出现过为病人抹油祷告的复兴，会众见证神迹医治，但后来这种做法在主流中销声匿迹，20世纪60年代灵恩运动兴起时，卫理公会内部再次出现说方言和医治聚会，引发争议。这些都记录在卫理宗的会议档案和文献中，成为今日卫理宗反思恩赐课题的重要传统依据。

卫理宗传统总体上对灵恩现象采取开放但谨慎的态度。例如联合卫理公会（UMC）1968年合并后，于1972年，UMC第27届总大会通过总事工委员会正式成立“圣灵更新研究小组”（Task Force on the Charismatic Renewal），并于1976年提交《关于灵恩更新运动的指导方针》。该报告得到大会正式通过。报告肯定了更新运动在教会中的积极价值，同时强调必须配合加强神学教育与牧养监督，以防止极端行为与分裂。该报告多次呼吁

• · 对属灵经历进行“与新约精神相符”乃至“果效”（You shall know them by their fruits）之辨别

• · 牧者应“将灵恩经历与深厚的卫理公会神学、教会制度及圣经诠释技巧并行”

• · 未经历者要“亲身了解后再审慎回应”，以防止滥用与分裂 这些条文体现了“开放却谨慎”的原则

该报告及其后续在1978、1980年代总会议中通过的相关决议，至2004年再由大会委托总事工委员会修订，该《指导方针》持续被列入《决议汇编》，长期作为UMC“在忠于卫理传统的同时，开放接纳圣灵恩赐”原则的官方基石文件，构成该宗派传统回应的重要一环。

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亚洲卫理公会，也逐渐形成一些传统共识，如下面第六节将述及的：一方面肯定圣灵大能能够复兴教会，另一方面要求信徒在没有经历特殊恩赐时，不随便判断他人的属灵经历。这些都属于卫理宗传统在不同时空中留下的智慧，成为处理当下问题的重要坐标。

3. 理性（Reason）：理性反思与神学推论。 卫斯理从不贬抑神赐予人的理性能力。他认为信仰并不排斥理性，相反理性在理解启示、运用启示上扮演重要角色。他支持理性为“信仰的助手”这一观点，它是确保我们正确领会并应用圣经与经验的工具。关于圣灵恩赐，理性可以帮助澄清概念、辨别真假、保持平衡。

首先，通过理性分析，卫理宗对一些流行论调进行了批判性评估。

例如，18世纪自然神论者曾以“神迹违反自然规律”反对奇事可信性 • 代表人物大卫·休谟（David Hume）在1748年著文，将“神迹”定义为“对自然法则的违反”，并据此断言奇事不可信。同时期的托兰德（John Toland）等人亦主张：凡超出理性、与自然秩序相悖之事都应被否定。卫斯理以理性神学家和哲学家的身份进行了回应。他指出：神无所不能，神可暂时中止或改动其所设定的自然规律 。 他在日记与书信中多次以个人经历记载神迹（如风暴突然止歇、病人当场痊愈），弗兰克对此观点总结为“超乎自然、却绝非不合理的神圣介入”（参考Frank Stanger, “John Wesley and the Five Miracles of Healing,” Firebrand Magazine）卫斯理认为，既然造物主高于并维系自然法则，那么“所谓违反”只是人对神旨意和大能认识的限度所致。卫斯理肯定神迹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强调造物主高于自然律，并在事工中见证众多神迹显现。

再如，有人以“经验归纳”为由断言今天不再有神迹，但卫斯理理性地反驳说：经验归纳本身有限，人若心存成见便只会注意到支持自己观点的经验，而忽略相反证据。因此他认为说服力更强的是综合各方见证，开放地看待新的证据。这番理性辩护思路在今日依然适用：当有人因科学成就就武断否认超自然可能性时，卫理宗会用理性指出科学研究的范围与超自然领域并不冲突，而且当科学家本着实证精神调查属灵现象时，许多报告反而证明了信仰（这是现代基督教护教学常引用的卫斯理风格的论点）。

其次，理性被用来制定规范。卫理宗承认恩赐运行需要遵守某些合乎理性的规矩，以避免混乱。卫斯理在世时就给循道会订立了聚会守则，包括发言次序、时间控制、见证内容等，这是出于对人性和群体心理的理性了解。例如他发现如果聚会任由一两个人长时间高声祷告或讲见证，其他人会疲惫或情绪失控，于是规定一般祷告和见证简短有力即可。这些举措并非遏制圣灵，而是为圣灵的恩赐提供更好的平台。正如保罗在林前14章所说“神不是混乱的神，乃是和平的神”（林前14:33），卫斯理相信圣灵也通过人的理性组织使聚会更有果效。这一理性传统也体现在现代卫理宗的礼拜仪式和程序上：即便在追求圣灵更新的聚会，也会预先安排基本程序，设立辨别小组，确保一切在敬虔和次序中进行。

再次，理性帮助解释恩赐与神学的关系。卫理宗神学家运用理性反思，提出一些理论框架，例如将恩赐分为“印证恩赐”（sign-gifts，主要用于印证福音、吸引未信者）和“造就恩赐”（edification-gifts，主要用于牧养教导信徒）。这样的分类能使教会明智地判断不同场合恩赐的需要：在宣教拓荒或布道会上，印证恩赐（奇迹医治、赶鬼）特别有用，就像马可福音16:20所载“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而在已经建立的教会中，造就恩赐（如教导、治理、怜悯事工）更为必要，因为目的是把信徒完备地带向基督。这种分析也可以解释为何历史上某些时期神迹多发（例如福音初传入某新地区），而另一些时期较少——不是圣灵能力有无，而是圣灵按理性计划，将资源投放在最需要的领域。在20世纪，卫理宗的神学家如霍华德·斯奈德（Howard Snyder）等也用理性分析卫理宗与灵恩派何以分道，提出“圣灵火焰的分歧”（The Divided Flame）的见解：认为19世纪后卫理宗逐渐制度化，忽视了某些恩赐，教会纪律与礼仪化强化，教会氛围对超自然恩赐（如方言、医治等）变得较为谨慎甚至边缘化。而灵恩运动拾起了这些被忽视的遗产。这其实也是一种历史社会学的理性解释，帮助卫理宗反省应如何重拾与平衡。理性使得这类对话和反思成为可能。

最后，卫理宗强调理性也要谦卑受限：理性不是要高于圣经或取代经验，而是与之对话。卫斯理本人理性极强（牛津高才生、逻辑清晰），但他常提醒：“不要倚靠自己的聪明，乃要在主面前像小孩子。”他的意思不是反智，而是说要承认神的奥秘超越人有限理智。因此在看待神迹恩赐时，卫理宗以理性审慎，但不过分理性主义。人不能因自己未经历某恩赐或一时间不理解其原理，就草率地一概否认。所以理性既要用于批判，也要用于保持开放心态。这一点在今天尤为重要——我们用科学理性筛查冒牌“神迹”的骗局，却也用开放理性去研究濒死体验、灵医现象等前沿课题。卫理宗的目标是不让愚昧和欺骗猖獗，也不让骄傲和偏见拦阻真理。

4. 经验（Experience）：个人与社群的属灵经历。 在卫斯理四支柱诠释中，“经验”主要指信仰生活的真实体验，包括个人的内在经历和教会群体的集体经历。经验对神学的作用在于验证和激发：它既是对圣经真理的一种印证，又能推动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圣经。就圣灵恩赐而言，经验发挥了极为明显的作用。

对于约翰·卫斯理本人来说，经验是他转变观念的催化剂。早年他倾向理性克制，对过于情绪化的宗教体验存疑。但1738年他在阿尔德斯盖特街“心異样的温暖”的经历，使他亲身体会到圣灵在心中的见证（罗8:16）。此后，他更加开放地看待各种属灵经验，也热心寻求神在聚会中的彰显。正如卫斯理学者所述：“卫斯理对经验的重视使他无法否认圣灵在他和他人生命中实际成就的事”。当他亲眼看到矿工听道时痛哭流涕、甚至很多人倒地呼求神怜悯时，他一开始也惊讶，但他根据果子判断：这些人起来后生命更新、远离恶习，显然圣灵借此工作了。于是他接受这些哭倒的现象，尽管当时许多循道会外的人讥讽之为“歇斯底里”。经验告诉卫斯理：圣灵的运行超出人的框架，若符合圣经大原则且带来圣洁果效，就应当承认是神的作为。

经验也帮助卫理宗不断校正和扩展对恩赐的认识。例如，卫斯理起初对于“说未知方言”这种现象所知甚少，因为他本人及周围没有发生。但在他死后一个多世纪的1906年，美国洛杉矶的阿苏萨街（Azusa Street）大复兴中，大批曾属卫理宗背景的信徒经历了说方言，被视为五旬节圣灵洗。这个经验潮流最终推动形成了五旬节派运动。卫理宗教会一开始保持距离，但到了20世纪中期，“灵恩派”（Charismatic）的更新浪潮进入各大传统宗派，包括卫理公会。不少卫理宗信徒（特别是在非洲、亚洲等地）也开始报告自己受到圣灵充满、说方言祷告、行神迹医治的经验。这些经验对于卫理宗主流产生了冲击和对话契机。许多卫理宗牧者开始重新研读卫斯理著作中有关恩赐的部分（如我们在前文引用的段落），惊讶地发现卫斯理其实并不反对这些现象。一些卫理宗的神学教授和领袖也亲身参与灵恩聚会，获得积极体验，促使他们从内部推动教会更新。例如被称为“卫斯理派神学家”的Howard A. Snyder在书中就承认，20世纪的灵恩运动迫使卫理宗检讨自己何以失去了当年复兴的火热，并呼吁“卫理宗与灵恩派应重新相逢，以双方神学与实践的共同关切为基础，恢复初期教会那种“圣灵火”的动态平衡”（The Divided Flame: Wesleyans & The Charismatic Renewal）。

当然，经验也有主观局限。卫理宗汲取卫斯理的智慧，不单看个人经验，更重视共同经验和跨时间的经验。因此，教会应当考察某一恩赐现象在不同人身上、不同场合是否有一致见证。若只有孤证而无法重现，则多半持保留态度；若有广泛见证，则倾向承认。例如，一个人声称他在异象中多次看见天使，但无人能证明，这经验对教义形成的贡献很有限。但若许多圣徒都独立报告了类似的经历（比如濒死时看见光、有极大平安），那么教会就会从这一群体经验中考虑神可能借此启示的安慰和盼望（当然仍以圣经为准）。关于属灵恩赐的经验亦如此：例如非洲一些地区的卫理宗见证圣灵大能医治了许多病人，而且带来教会复兴，那么别处的卫理宗会因此更大胆地为病人祷告，期待类似恩赐彰显。又如，如果某地出现假先知滥用预言导致教会纷争，这负面经验也会成为各处卫理宗的鉴戒。

基于以上四方面，卫理宗在圣灵恩赐问题上形成了圣经为本、传统为鉴、理性为器、经验为证的综合方法。这套方法论保障了卫理宗处理此类议题时的神学稳健性和牧养敏锐性。相较而言，仅靠“圣经-理性”两方面容易走向理性主义、忽略圣灵生气；仅靠“传统-经验”两方面又可能陷入非理性的情感主义。四重并举则提供了制衡：经文和传统给予权威根基，理性和经验提供现实互动，使得教义既不脱离现实又不偏离真理。

在卫斯理四支柱诠释框架下，卫理宗通常会采取如下步骤来神学性地处理圣灵恩赐问题：

1. 先查考圣经相关教导，

2. 再参考教会史实例，

3. 然后用理性梳理清楚问题核心和潜在谬误，

4. 最后尊重并归纳教会当前实际经验，从而做出牧养与教义上的决策。

下一周我们将探讨亚洲语境中的卫理宗圣灵观特色及属灵教训与灵修应用，期盼与大家一起学习！

反思问题

• · 我们是否已习惯于无圣灵恩膏的讲道与敬拜，却不再为此痛哭呼求神的同在？

  • 神曾荣耀降临的教会，是否已经麻木到不觉得祂缺席？

• · 我们的事奉是否只是不断重复过去的成功经验，却没有新的启示与更新？

  •  我们是凭“过去的荣耀”活着，还是凭“今日的圣灵”前行？

• · 当神的灵真实运行、赐下感动、启示、医治或责备时，我们是欢迎，还是本能地抵挡与怀疑？

  •  我们是否把“分辨诸灵”错误地当成“拒绝所有灵”？

• · 我们是否曾把追求圣灵的恩赐视为“危险”“偏激”“属灵炫耀”，从而封锁了自己与整个会众的属灵成长？

  •  我们是出于敬虔的谨慎，还是出于属灵的惧怕与骄傲？

• · 我们是否只教导信徒守规矩、服从制度，却没有带领他们经历圣灵的火、爱与能力？

  •  我们是在建立“制度化的信徒”，还是“被圣灵点燃的门徒”？

结束祷告

主啊，我们承认，我们曾用圣经之外的传统限制了祢的作为，也曾用骄傲的理性压抑了祢的感动。我们常将经验局限于过往，把信心留在讲台，把圣灵关在门外。

如今，求祢赐我们新的心，新的眼，新的渴望。使我们以圣经为准绳，在传统中得智慧，用理性辨真伪，在经验中遇见祢。让我们不再害怕圣灵的恩赐，而是以圣洁和爱心来承接祢的火。

主啊，求祢不要让卫理宗的火焰熄灭，不要让我们的信仰变成博物馆里的标本。求祢再次吹起复兴的风，点燃祢教会沉睡的灵魂，让圣灵的恩赐与果子同行，使祢的身体得以更新，祢的荣耀在我们中间被看见。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